1961年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继承人”是刘少奇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他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中，记述了他在1961年访华的见闻和观感，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同他谈话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
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年龄。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把73岁和84岁作为人的一生中的困难年代，谁要是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100岁。他本人不想活到73岁以上，那就是还有四年。此后他希望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至少活到84岁这一关。他说，不，他有很多事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四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毛主席确曾向蒙哥马利谈过，他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这有记录可查。但蒙哥马利所写的，同记录所记的有所不同。本文不是作考证，而是提出有关此事的背景材料，供研究毛泽东主席晚年思想的专家们参考。
蒙哥马利的“三大基本原则”
蒙哥马利在1958年71岁时退出现役。1960年5月，他曾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后来他感到在华逗留的时间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广州，再次访问中国，9月26日由广州经香港返英。在中国期间，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指名到几个不向西方开放的城市参观。周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作了计划，安排蒙哥马利于9月6日到北京，先由陈毅副总理接谈，9月9日至20日访问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回北京后由周总理接谈，届时再视情况考虑毛主席会见的事。外交部组成以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首的接待组，遵照陈毅副总理指示，由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晚，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蒙哥马利再次访华举行欢迎宴会。陈毅首先讲话，他说：蒙哥马利上次访华回国后，将所看到的中国情况作了客观介绍，还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我们对此表示钦佩。
蒙哥马利接着讲话。他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 ，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
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新闻。9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8日上午，周总理对我说，蒙哥马利的讲话很好，看来他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三原则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周总理决定将在欢送宴会上公开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陪同，对蒙哥马利做些工作，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他以及英国上层人物对国际局势的观点和对中国的看法。 这样，我就参加了李达上将率领的陪同小组，第二天早晨搭乘为蒙哥马利提供的专机飞往包头。
9月20日傍晚，这架专机从武汉飞抵北京。我打电话问总理办公室浦寿昌同志：总理要不要听汇报，浦寿昌说：肯定要听，但总理今晚的日程已经排满，11时政治局要开会，恐怕到明天才能安排。
“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
21日凌晨2时许，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汇报说：遵照总理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他很满意。他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对此，我作了扼要说明。
总理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汇报持续近两小时。最后，总理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的问题？
我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
周总理问：有哪些迹象？
我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地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作“抽样调查”，但改了题目，突然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点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我说完后，总理问：他同你讲这些话，你说了些什么？我答：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
总理沉默了一会，又问了一些事，让我回家休息。
22日下午，刘少奇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原定的日程没有这一次会见，是周总理听我汇报后，临时和刘少奇同志商量安排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是“接班人”
22日下午，浦寿昌打电话给我，要我在北京饭店等他。不久，他提着皮包来了。他说：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总理要你和我马上坐专机去武昌，让你先向主席汇报主要情况和主要问题，让我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这天下午，我和浦寿昌飞抵武昌。机场上停着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东湖毛主席的住处。 在向主席汇报时，我先提到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然后讲了我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主席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我讲完后，他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我说：“successor”。主席叫我在一张纸上写出来。他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作了解释。主席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主席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主席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ZW(〗1942年，蒙哥马利任英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在北非阿莱曼战役中，打败了纳粹德国名将隆美尔指挥的部队，取得了丘吉尔称之为“扭转历史的胜利”。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我说：也许是。
主席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毛主席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我随时准备灭亡”
1961年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毛主席在东湖会见他，并共进晚餐。
蒙哥马利赠送毛主席一盒“三五牌”香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主席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12年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对他提出的三原则有什么意见……
毛主席逐一回答。谈到9时30分，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不能明晚再来谈谈？”毛主席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谈话就此结束，互相道别。尽管谈话中彼此问过年龄(这年毛主席68岁，蒙哥马利74岁)，但蒙哥马利并没有问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我想，我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汇报时所作的揣测，是完全错了。
没有料到，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通知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寒暄几句后毛主席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主席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主席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主席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主席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主席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谈到下午5时，毛主席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毛主席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并把他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