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许多家族已经经历了两代之间的财富传承，有些非常成功的案例。而内地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传承，可以学习香港和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也能借鉴其失败教训。此次对话戴义高律师，从香港看中国家族财富传承，以及香港可以在内地家族传承中扮演的作用。

中国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不过短短十数年，而家族传承和企业传承需要不同的标杆学习借鉴和思考。戴义高律师曾为香港多个知名家族设立复杂的家族信托结构，以妥善实现家族继承和遗产规划目标。正如戴义高律师所说，其实在家族传承和财富传承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家族规划和体系架构。

问：作为香港家族财富规划律师和专家，您认为香港的家族传承和财富传承对内地家族有着怎样的启发？

答：香港已经有了大量的高净值客户和家族，其中的许多家族都已经经历了两代之间的财富传承，有些非常成功的案例。而内地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传承，因此可以学习香港和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也能借鉴其失败教训。

近年来，香港有相当数量的家族正在经历两代之间的财富交接，其中有许多案例被媒体大肆报道。家庭成员最后对簿公堂，有些案例涉及家族成员质疑家族遗嘱的合法性，有些则源于信托的受益人对受托人采取法律行动。这些都提醒每个家族要考虑设计传承机制，以确保财富的顺利传承，同时要保护家族隐私。

问：您认为香港在内地的家族传承正在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有着一些怎样的新趋势？

答：香港拥有世界上集中率最高的高净值人群，也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有独立富豪榜的城市。而近年来，内地的高净值人群的资产也正在日益向香港及外地转移，不仅是企业的发展，还包括家族传承和遗产规划。越来越多的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尤其是2013年放宽了IPO政策之后，内地企业更容易在香港上市。如此一来，香港不仅仅是中国的门户，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门户。

问：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有着怎样的趋势？香港的信托体系和法律体系是怎么样的？

答：作为原来的英国殖民地，香港沿袭了英联邦法律体系，大部分法规基于英国法律。而1997年之后其独立司法权和司法体系可以再保持50年，香港仍是主要的金融中心并在世界金融行业扮演重要的地位。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独立的金融银行体系，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管理对于许多香港个人和家族来说，家族信托已经在香港被广泛使用和认可，但之前使用较多的是在离岸司法管辖区建立离岸信托和离岸公司，而在香港本土建立信托相对较少。其原因是在2013年以前，和离岸司法管辖区的信托法律相比，香港信托更难操作，如《受托人条例》是于1934年制定，已经严重过时，无法满足受托人的需求。尤其其中规定香港公司要公开更多的公司信息，并向香港公司注册署提供关于股东和执行董事的相关文件。相对而言，离岸信托具有更强的保密性。直到香港于2013年12月修订了《受托人条例》，赋予受托人更大的预设权利和保护，香港信托才开始越来越受到关注。加上2006年废除遗产税后，信托有了更广泛的应用；税务不再是主要的推动因素，资产增值和传承规划也成了设立信托的目的。香港的《公司条例》也已经于2014年3月开始生效，并带来一定的改变，例如私人公司至少需要有一位自然人董事，这些都是进行家族财富规划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问：对内地的家族企业来说，哪些是可以在香港操作的方式？

答：内地的家族企业可以在香港进行上市，并在上市前将公司股份转入离岸家族信托。此外，也可以利用于香港成立的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与家族企业透过业务往来所获得的合法利润可以汇往国外。这过程需时较久，在内地的相关管制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接触的客户主要是以上市方式进行家族财富管理。根据我们的经验，除了少数受规管的行业外，内地企业的董事即使在香港定居，也能合法经营内地公司的业务。

问：您举个家族传承规划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最难和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我们曾经用了一年多时间为一位80多岁的企业家进行家族传承设计，他有四个儿子和八个孙子，每个儿子有不同的志向和职位安排——大儿子任董事长，其他有走商业路线的，也有走学术路线的，每个儿子在不同的部门。经设计后，企业的股份利用信托进行管理，家族成员定期召开家族会议，还聘请了独立董事，建立家族委员会进行下一代接班人的挑选。其中最难的部分是如何架构整个的体系传承和家族规划。这一定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专家进行架构设计，否则开始做得不好，后面就会产生很多麻烦。此外最重要的是教育，每年都要就信托的目的和企业传承进行讨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