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根绳上的蚂蚱个个都成为强者时，就会忘记，那根绳子有多重要。离开了绳子，你什么也不是。
七月的中原大地，到处万木竞秀、草木葱葱。在河南兰考，遍布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挺拔茂密的泡桐树。
以泡桐为原料的乐器加工厂，在兰考就有几十家，木材深加工产业已经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这里生产的乐器面板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兰考县最大乐器企业——开封市中部民族乐器厂总经理王俊伟，却愁的头发都快白了一半，他正被日复一日的“内斗”搞得心力交瘁。
王俊伟的中部民族乐器厂年产值2000万元，市场稳定，产品在国内和国外销量都很好。但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公司却被人堵门，工人没法上班，客户没法提货。
堵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那几个亲兄妹。警察插手，政府介入，最后还闹上了法院公堂……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事情还要从王俊伟的父亲王士杰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木匠王士杰搞起了乐器生意。时逢一家台资企业正想在大陆投资乐器，看上了王士杰的工厂，双方一拍即合，台商投资13万美元，联合王士杰在兰考成立了开封市中部乐器厂。河南省第一家合资乐器厂鸣锣开张。
企业大了，事情也就跟着多了起来。
王士杰心想，“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往外招人，还不如把自己的儿女都拉进来，我百年以后，这企业也不会换了他姓。”于是，陆陆续续的，王士杰的儿女逐渐都进了公司。他根据几个子女的特点，分别安排他们做了不同的工作。
大儿子王大伟头脑精明、思路活跃，王士杰就让他主要做管理工作，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计划让他接班，大儿媳妇也就顺理成章地管上了库房；二儿子王俊伟，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勤快认真，主要负责对外联系业务；大女儿王玉梅，胆大心细，精于计算，负责财务；二女儿王玉花在车间管理上也是独当一面，认真负责；两个女婿则是企业的生产骨干。除了小女儿王玉荷还在读书，其他所有儿女齐上阵。
在王士杰的带领下，几个儿女各展所长，忙得不亦乐乎，企业很快就得到了迅猛发展，旗下10多个品种50多个系列产品销往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还卖到了欧美等国，年产值一度达到2000多万元，成为整个开封市最大的乐器厂。而他的儿女们，也在各自的领域成了行业里呼风唤雨的风头人物。
那几年，在兰考，说起中部乐器厂，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你看人家那一家子，那才叫红火！个个出来都能顶半边天！”每当听到这些话，王士杰就打心眼里乐开了花。
蹦跶的蚂蚱们
2001年初，台商方面出现了内部问题，台湾方面几乎不再过问厂里的事，名义上的合资企业，实际上也就成了王士杰的家族在管事。而家族企业一旦缺少了外部的制衡，很多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
2001年6月的一场大雨，把厂里的库房给淹了个透。王士杰看着飘在水上的那些乐器，心里就像被刀子挖了一块肉似的疼，忍不住就埋怨起了大儿媳妇。大儿媳妇嘴角一撇：“您要是给我盖个好的房子做库房，就不会进水了。”
“我刚干企业时谁给我盖房子？”王士杰被这句话堵得全身发抖。
两人越吵越厉害，一口气没顺过来，王士杰两眼一翻就倒了下去。七手八脚地把老人送入了医院，检查结果下来，一家人傻眼了。“肝癌中期，建议入院化疗。”
2004年2月，农历正月二十七，王士杰召集家人开了个会，口头上宣布了遗嘱：王大伟和王俊伟各占25%的股份，老伴张丽英占13%的股份，剩余37%的股份，三个女儿平分。说完以后，王士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王士杰去世后，王大伟全面执掌了厂里的工作。工作量越来越大，王大伟心里开始不平衡：“我是公司总经理，凭什么拿着跟王俊伟一样多的股份？”
作为大女儿的王玉梅，也有这样的想法，没在厂里工作过一天的小妹王玉荷跟自己得到的股份一样多，她也感到很委屈。
中国家族式管理大多属于粗放型，很多地方都存在管理漏洞，二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厂子里找空子捞钱。对于此事，王俊伟看在眼里，却从不多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兄妹们觉得自己股份少了要吃黑钱，就随他们去吧。都是一家人，肉煮烂了还在锅里，剩下的利润够养活厂子就行。王俊伟觉得自己看得很透。
然而，一开弓没有回头箭。2004年底，王大伟把刚到账的100多万元货款揣了自己的腰包，失踪了。
表面上中部乐器厂年产值有2000多万元，但多头账众多，抽走100多万元的“活水”，很可能就会把厂子给彻底拖垮。一看苗头不对，王玉梅把公司的账目、公章和财务章，还有账上的几十万现金一股脑搬回家，也不上班了。
这个消息让正在外面谈业务的王俊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心急火燎的王俊伟赶回厂里一查，才发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王大伟和王玉梅先后拿走公司200多万元的资金，公司账上没有钱：工人被附近的同类企业挖得差不多了，特别是技术骨干大都已流失；客户管理也很混乱，原来是王大伟管事，账单都在他手里。王俊伟去跟客户要钱，他们都说，钱已经给你大哥王大伟了。
王俊伟不想让厂子就这么死掉，他开始四处借钱给工人发工资，又到县电视台播发了遗失声明，重新刻了公章……
那段日子，王俊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再怎么蹦跶，也不能把这绳子往死里拽吧？王俊伟这次是真的有些想不明白。
不管怎样，工厂还是要继续办下去。当年父亲白手都能兴家，如今有这么好的基础，只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王俊伟不信自己就不能把企业搞活。
王俊伟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一是筹集50万元用作日常生产经营的启动资金；二是改革内部机制，实行捆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事业部制，并一律实行与年度业绩直接挂钩的年薪制，以弥补原来粗放型的生产与销售脱节产生的产品积压，压缩成本，并提高员工积极性；三是对外招聘管理人员，在重要岗位上任人唯贤，而不再任人唯亲。
在客户管理上，王俊伟制定的规则是：对于小客户，不拿现金不发货；他对几个大客户说，公司现在归我管理，就要按我制定的规则办，不然以后就不合作。由于重点客户都是和王俊伟合作多年，这一规则很快就执行了起来。
重新组建的中部乐器厂按照王俊伟预设的轨道高速运转，2006年，企业的商标被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和“河南省名牌产品”；2008年，王俊伟成为中国民族乐器行业、乐器制作界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奥运火炬手；2011年10月，王俊伟又当选为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
当王俊伟以为一切都开始好起来时，突然纷争再起。
2012年刚开春，正在外地谈合作的王俊伟接到妻子从郑州打来的电话，王玉梅等人闯入他家，大吵大闹，要求分公司的资产。实在是受不了无理吵闹的妻子带着儿子外出躲避，他们又赶到儿子就读的学校门口闹事，还因此招来了警察。
随后，事态愈演愈烈，王大伟、王玉梅跑到厂里安营扎寨，撵走工人，不让上班；撵走客户，不让提货。王玉梅还三天两头地跑到母亲张丽英家，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
两人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求把公司的股权重新分配，不能看着父亲创办的企业落到王俊伟一个人手里。企业的资产是大家的，人人有份，最好是现在就把企业的全部资产分掉，王俊伟以后如何发展，与他们无关。他们宁愿企业倒闭，也不能看着王俊伟一个人发财。
而他们闹事背后的原因则是，自以为能顶厂里半边天的王大伟和王玉梅，在卷款私逃之后，合伙到开封市开了一个乐器厂。他们以为，离开了中部乐器厂这根绳子，凭自己的能力，一样能打出一片天地。殊不知，由于自身存在的短板(王大伟懂管理却不懂销售，王玉梅懂财务却不懂生产)，又没有原来的家族力量支撑，根本就打不开市场。自以为强大的两人，谁也不服谁，最后还闹起了分裂，生意更是一落千丈。四处碰壁的二人这才醒悟，离开了原来的平台，自己什么也不是。
但现在后悔，为时已晚。原来被王大伟、王玉梅认为缺了他们不行的王俊伟，生意已是越做越顺手，最近还准备在兰考县城建一个新厂，计划当年5月开业。
两兄妹商量之下，决定重新团结在一起，通过分资产把王俊伟的现金流扯断，以免其生意越做越大，把自己本就不景气的工厂完全挤垮。
面对骨肉相连的亲人们撕破了脸的刁难，王俊伟这次是真的束手无策，打不得、骂不得。
对簿公堂，赢了还是输了？
2012年6月，不堪骚扰的母亲张丽英一张诉状，
将几个儿女告上了法院，要求析产。一个月后，在兰考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几方当事人就分家析产事项达成协议：
公司所占股份作价1000万元，因王玉梅在公司经营中右手小拇指创伤缺失，从1000万元中优先支付20万元予以赔偿并当庭支付，对其工伤作一次性了结；余款980万元，先分出一半属于原告张丽英，剩余的490万元按6份平均分配，每人应享有816667元。王大伟、王玉梅、王玉花、王玉荷应得份额由被告王俊伟按协议支付，其相应的权益由王俊伟享有。王俊伟应当庭支付王大伟、王玉梅、王玉花、王玉荷各20万元，王大伟、王玉梅、王玉花、王玉荷享有的余款246.6668万元由被告王俊伟四年内还清。从协议生效之日起，王大伟、王玉梅、王玉花、王玉荷及家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公司经营，如有违反，除有相关机关处理外，王俊伟可以推迟支付欠款的时间。如王俊伟未按照协议约定时间给付欠款，其应按同期银行利率支付滞纳金。
纠纷虽然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了解决，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再次回到了王俊伟手中，但在王俊伟看来，除了可以计算出的经济损失(工人几乎全部被挖走，客户流失，保守估计损失在300万元左右)外，亲情已荡然无存。这以骨肉血亲为代价的胜利，究竟是输了，还是赢了？实在难下定论。
好在，这一切都将过去。
夏天灼热的阳光照在王俊伟的脸上，他抬头望了望道路两旁高大的泡桐树，脸上挂着一丝悲凉的笑容。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涉及单位、当事人均为化名)
后记
这是一个可以共苦，但不能同甘的真实故事，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传承的失败案例。
而与之相似的案例，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家族企业里早已是屡见不鲜，以至于让我们本能地认为，富不过三代已成为一种魔咒。
但家族企业就真的无法做好？事实上，在西方商业中，很多商人把“我们是一家家族企业”骄傲地挂在嘴边。意大利93%~99%的企业是家族企业；美国GDP的64%是由家族企业贡献；世界500强企业里，有1/3是家族企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家族企业却一再出现内讧？
我们对家族企业怎么发展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但大多数企业却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