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征收遗产税，观点众说纷纭。支持者认为，对于过度占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应当用遗产税这种定向调节工具加以引导和遏制。承认先赋的差异，但制度应该弥合过大的差距，遗产税无疑是拉平“起跑线”的重要一环。

    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主要依据是：国人的遗产税意识薄弱；我国尚没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评估制度和监控手段；征收遗产税将引发资产外流。

    这些其实并不能成为反对遗产税破茧的理由。首先，遗产税可以参照个人所得税的模式设立合理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制，避免给大众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是其他国家的普遍选择。其次，目前诸多银行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存款信息全国联网查询。再者，资产外流并不是征收遗产税的必然结果。资产会不会外流，主要取决于资产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当地市场环境和对私有权的保护力度。

    开征遗产税的确会遇到配套制度暂缺、一部分人反对等难题，这就更需要决策者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预估风险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抽肥补瘦”、调节收入分配这一重要功能的遗产税，目前已在百余个国家实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代际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而遗产税是很重要的再分配环节。而在一些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的国家，已经停止了遗产税的征收。所以，支持者认为，遗产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包括开征遗产税、房产税在内的“增税”是在稳定宏观税负水平的基本前提下、在“此增彼减”的条件下进行的，所增之税都是在间接税减少的情况下，以直接税的形式加以替代，这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

    有人担忧，如果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开征遗产税不仅难以达到消除贫富差距的效果，还可能引发富人向海外移民，导致资本外逃。

    对此，分析人士称，包括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负是各国通例，其他国家的税负和中国的税负比并不轻，走到哪儿都要交税，因此，不会因为中国增设了遗产税、房产税而导致移民潮的出现。

    诚如当年美国顾问甘末尔所言，遗产税在中国并不具备条件。民国时期遗产税征收中，条件不成熟的问题一一显现。如，当时并无财产登记制度，人们的财产状况，政府并不掌握；逃税花样繁多，控制办法很少；税源分散，征收力量薄弱；地方豪强抵制等等。而调查评价方面，也是困难重重。遗产评价委员会的委员多是兼职，公务繁多，召开会议十分不易，即使开会，也往往是议而不决，更何况，评价的标准也不好掌握，无法作出准确评价。对遗产税征收尤其具有破坏作用的是，征税机关对权贵网开一面，形成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人们的税收遵从信心。

    遗产税征收不理想，政府想出各种办法征缴，包括加强宣传，加强调查，加强考核等等。但政府发现，采取任何办法，效果都不理想，唯有鼓励告密的办法，则事半功倍。于是大力鼓励民间告密成为最为倚重的措施。

    遗产税开征之初，并未制定告密奖励制度，随着征收工作的开展，财政部于1945年6月6日制定颁布《遗产税告密给奖办法》，规定给奖金额以告密案件实收税额5%为准，但最多不得超过20万元。办法公布后，收效较大。重庆直接税局1947年对遗产税案件统计，死亡单位的来源，多为告密。江苏直接税局在其1948年度遗产税稽征工作计划中说，部颁遗产税告密给奖办法，对于税源之控制，收效甚宏。后因货币贬值，原办法不得超过20万元的限制，已不足鼓励告密人的积极性，于是财政部取消20万元的限制，并简化手续，使告密人能够尽快得到奖金。

    民国时期的遗产税，产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战特殊时期，对于聚集财富全力抗战，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因为条件不成熟，在10年的征收中成效并不大。从今天的立场看，如果说民国的遗产税有什么意义，则是它的探索，对今天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本栏责任编辑   牛   颖）

    《中国检验检疫》2013年12月刊